文化摩擦：海外印度人的问题

本报告旨在对海外印度裔群体（包括学生、同事及移民）所表现出的、并在东道国社会中引发显著负面反应（包括厌恶和反感）的行为模式进行系统性编目与深入分析。本研究不旨在验证或评判这些负面观感，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社会现象，通过跨文化分析框架，探究这些“摩擦点”的文化根源、社会经济背景及其在东道国的具体表现。

分析将围绕三个核心领域展开：公共与社会空间、职业工作场所，以及学术环境。

第 I 部分：公共和社会领域的摩擦点分析

本部分析在公共空间中观察到的、与东道国社会规范发生冲突的行为，并探究这些差异的文化根源。

1.1 “公民意识” (Civic Sense) 的感知缺失

在各类社会讨论中，最常被提及的摩擦点之一是印度裔群体被普遍认为缺乏“公民意识” ¹。这种看法源于一系列具体的公开行为：

• 公共卫生与环境： 存在关于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甚至在公共场所小便的抱怨 ²。
• 噪音污染： 在公共交通、图书馆或餐馆等需要安静的环境中，群体性大声交谈 ³、在不使用耳机的情况下公放手机中的媒体（视频或音乐）⁴ 的现象尤为突出。
• 公共秩序： 不遵守排队规则 ⁵，或在购物时为小额折扣大声讨价还价 ⁶。
• “权利感” (Entitlement)： 行为中表现出一种优越感或“权利感”，例如认为移居国外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⁷。

文化分析与背景：

这些行为模式并非偶然，它们与印度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一些印度裔评论者将此归咎于“贫困心态”（poverty mindset）⁶，或是一种源于本土、不注重培养社会公德心的成长环境 ²。

噪音问题是一个典型的文化输出。印度是一个高人口密度国家，加上炎热的气候导致户外活动频繁，社会对噪音的容忍度普遍较高。大声说话在嘈杂环境中是一种功能性的必要行为 ⁶。然而，当这种在本土被视为正常（甚至是热情、外向）的行为被转移到（特别是北欧和东亚）强调公共空间安静的西方或东亚文化中时，它就被重新定义为“粗鲁的”、“不尊重他人的”侵犯性行为 ⁴。

这种公共空间使用规范的差异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冲突：在印度高密度的社会中，“私人”与“公共”的界限相对模糊。因此，诸如公放手机媒体的行为，在印度本土可能被容忍，但在西方文化中被视为对他人“私人空间”的严重侵犯 ⁴。

这种文化规范的“语境错配”（contextual mismatch）是摩擦的核心。更重要的是，这种错配在东道国本地人心中产生了一种深刻的“认知失调”：一方面，印度裔群体常常以其高学历和专业成功而被誉为“模范少数族裔” ⁸；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现出（如乱扔垃圾 ²）被东道国文化明确标记为“低社会阶层”或“未开化”的行为。这种“高智识”与“低公德”的明显矛盾，加剧了当地人的困惑与反感，并使得对整个群体的负面标签化变得轻而易举 ⁹。

1.2 感官与卫生的冲突

在所有摩擦点中，关于体味的抱怨是最为普遍、但也最敏感的问题之一 ¹⁰。需要明确的是，这种抱怨通常不是指“不同的气味”，而是被明确描述为“难闻的体味” ¹¹。有观察指出，波斯人或阿富汗人也使用大量香料，他们闻起来“不同，但不难闻。闻起来不同和闻起来难闻是两回事” ¹¹。这种气味问题有时会附着在衣物上（被描述为“马萨拉和体味的混合”）¹²，并可能直接导致社会排斥，例如在14中提到的小女孩因此被其他孩子孤立。

文化分析与背景：

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指向三个主要因素：

1. 饮食： 印度饮食中大量使用的高挥发性香料，如孜然、大蒜和姜黄，其代谢物会通过汗液排出体外，从而改变体味 ¹³。
2. 卫生习惯： 核心差异在于对除臭剂（deodorant）和止汗剂（antiperspirant）的使用。有直言不讳的评论指出：“很少有印度人使用除臭剂或止汗剂” ¹⁴。
3. 遗传因素： 基因同样会影响顶泌汗腺（apocrine sweat glands）的分泌物构成，导致体味的个体差异 ¹³。

这种冲突的根源并非简单的“洗澡与否”，而是一种卫生方法论的根本性错位。西方的现代卫生标准极其强调气味预防和气味中和（通过化学产品如止汗剂实现）。而传统的印度卫生规范可能更侧重于用水清洁的“仪式性洁净”，但并不包含化学止汗这一步骤。当印度的传统清洁方式与其富含香料的饮食结构相结合时，便无法满足西方社会对“无异味”的严苛标准。

由于体味在大多数文化中都是一个“敏感话题” ¹²，它很少被公开或直接地提及。其结果是，一个（理论上）可以通过简单卫生干预（如使用除臭剂）解决的问题，最终发酵成一个顽固的、具有高度侮辱性的负面刻板印象（“印度人很臭”）¹¹，并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如14中描述的社交孤立。

1.3 人际互动：个人空间、凝视与“权利感”

在人际交往层面，也存在一系列源于文化差异的行为：

• 个人空间（Proxemics）： 印度文化对个人空间的定义远小于西方标准。在高人口密度的印度，公共交通上的拥挤是常态 ¹⁵。因此，海外印度裔在对话或排队时，其物理距离常常近到让西方人感到不适甚至受到侵犯 ²。
• 凝视（Staring）： 长时间、直接的“凝视”行为在印度（尤其是男性对女性）很常见，但在西方文化中，这种行为被视为极度不礼貌，甚至具有攻击性或威胁性 ²。
• 个人问题（Personal Questions）： 印度人习惯于通过询问个人问题（如“你赚多少钱？”、“结婚了吗？”、“有孩子吗？”）来建立人际关系和定位对方的社会坐标 ¹⁶。这在印度被视为“热情友好”的表现 ¹⁷。然而，在高度重视隐私的西方文化中，这些问题被视为粗鲁和极具侵入性的 ¹⁸。
• 性别动态： 存在大量关于印度男性对西方女性行为不当的抱怨 ⁷。一位印度裔作者将此归因于印度国内的性压抑（“25岁以上仍是处男”）与对西方女性开放态度的误读，混合了前文所述的“权利感” ⁷。

这些行为模式共同指向了一个核心冲突：一个高语境、集体主义的社会规范 ¹⁶ 与一个低语境、个人主义、隐私至上的社会规范 ¹⁸ 之间的碰撞。

在印度这样的集体主义文化中，了解他人的社会经济状况（通过询问薪水、家庭等）对于维持复杂的社会网络和等级秩序至关重要 ¹⁶。而在西方，个人隐私和匿名性被视为基本权利。因此，印度裔的“凝视”和“盘问”本质上是一种信息收集行为，但在西方被解读为威胁和冒犯。正如一位印度裔评论者所言，这是未能及时更新“社交软件”（社会规范）以适应新的“文化硬件”（西方环境）的结果 ⁷。

下表总结了这些公共行为在不同文化视角下的迥异解读，它们构成了摩擦的根源。

表1：公共行为的跨文化解读冲突

第 II 部分：职业工作场所的文化冲突

本部分析印度裔专业人士在海外（特别是西方）工作环境中，由根深蒂固的印度工作文化所引发的系统性冲突。

2.1 “权力距离” (Power Distance)：等级制度与平等主义的鸿沟

印度的工作文化本质上是高度等级化的 ¹⁹。这种文化强调对权威的绝对尊重，体现在日常工作中：

• 形式主义： 普遍使用“先生/女士”(Sir/Ma'am) 等尊称来称呼上级 ²⁰。
• 决策模式： 决策是严格自上而下的 ²¹。
• 服从规范： 员工被期望严格执行上级指示，挑战上级被视为“不服从” ¹⁹。

这种模式与西方（特别是北美和北欧）推崇的平等、非正式和扁平化管理结构 ²¹ 产生了直接且严重的冲突。其后果在跨国团队中显而易见：

• 会议中的沉默： 印度同事在团队会议中普遍保持沉默，不愿公开发表意见或参与讨论 ²²。
• 回避冲突： 即使发现上级（尤其是西方同事）的计划中有明显错误，他们也倾向于保持沉默，而不是指出问题 ¹⁹。
• 被动的执行者： 他们被西方管理者普遍批评为“缺乏主动性” (lack of proactivity) ²³，总是需要“被告知每一个细节” ²³，无法进行战略性思考 ²⁴。

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西方管理者对行为的根本性误读。在印度的高“权力距离”（Geert 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²⁵ 背景下，员工的沉默和被动并非“能力不足”或“缺乏主见”，而是一种主动的、习得的尊重表现。

其内在逻辑是：在高等级制度 ²⁵ 中，下属的职责是精确地执行管理者的意图。主动提出批评或“未经请求的”建议，被视为对上级权威的挑战和“越权”。因此，当一位西方经理在会议上（按照平等主义的习惯）询问“大家有什么想法？”时 ²⁴，印度员工很可能将其理解为一种修辞性的、征求同意的提问，而非真正寻求批评的邀请。他们的沉默 ²⁴ 是他们在印度本土职场中因“尊重权威”而受到奖励的行为模式，但在新的（西方）环境中，这种行为模式突然变得功能失调。

这种文化鸿沟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效率问题。正如一位西方高管所抱怨的：“如果我们必须使用昂贵的美国或英国资源来解决每一个偏离常规的小问题，那么（外包的）成本套利在哪里？” ²³。这种由文化差异导致的主动性缺失，从根本上侵蚀了跨国合作和业务外包的经济基础 ²⁶。

2.2 沟通失效：“是”与“否”的模糊地带

第二个严重的摩擦点在于印度文化的间接沟通风格 (indirect communication) ¹⁶。

• “是”的歧义： 在印度语境中，“Yes” (是) 通常不意味着“是，我同意并承诺执行”。它更多地表示“是，我正在听你说话”或“是，我收到了你的信息” ¹⁶。
• “不”的禁忌： 直接说“No” (不) 被认为是非常刺耳、粗鲁和破坏关系的 ¹⁶。
• 替代性表述： 为了避免直接拒绝，印度同事会使用一系列模糊的短语，如“I'll try” (我会试试)、“We'll see” (我们再看看)、“Yes, but it may be difficult” (是，但这可能有点难) ¹⁶，或者干脆保持沉默 ¹⁶。

印度是一种“高语境” (high-context) 文化 ¹⁶，沟通的首要目标往往是维护人际关系和避免任何人（包括自己和对方）丢面子 ²²，而不是（像西方“低语境”文化那样）清晰、直接、高效地传递信息 ²⁰。

这种沟通差异是灾难性的，它在跨国团队中制造了一个“微观管理” (micromanagement) 的恶性循环：

1. 一位西方经理分配了一项任务。
2. 印度员工（出于对等级的尊重）²¹ 发现了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但他不想直接说“不” ¹⁶。
3. 他回答：“我会试试” (I'll try) ¹⁶，同时暗自希望通过某种变通 (Jugaad) 解决问题。
4. 问题无法解决，导致项目崩溃或错过最后期限 ²³。
5. 西方经理将此视为“不可靠”、“不诚实”和“能力低下”。
6. 经理的反应是加强监管，开始“怀疑” ²³ 并实施极端的“微观管理”，要求频繁汇报 ²⁷。
7. 印度团队感到“不被信任”和“不被尊重” ²³，这反过来导致他们更加退缩，进一步停止所有主动沟通。

为了在实际操作中弥合这一差距，下表提供了一个针对西方管理者的实用“翻译指南”。

表2：解码印度职场英语中的“隐藏含义”

2.3 “有毒” (Toxic) 行为的输出：微观管理与内部倾轧

除了被动行为外，还存在大量关于印度裔同事和管理者（无论是在印度本土还是在海外）表现出“有毒” (toxic) 主动行为的投诉：

• 极端的微观管理： 如前所述，这被视为令人窒息和低效的 ²⁷。
• 缺乏同理心： 被指责对同事（尤其是下属）缺乏同理心 ²⁷。
• 推卸责任与窃取成果： 频繁抱怨他人的工作成果 ²⁷，甚至有报告称存在印度同事故意删除他人工作、然后重做并据为己有的恶劣行为 ²⁷。

这些行为被广泛认为是印度本土工作文化的直接输出，这种文化被描述为充斥着“僵化的自上而下等级制度”、“对下属的恐惧”、“糟糕的沟通”以及“完全缺乏信任” ¹⁹。

这种“缺乏信任” ¹⁹ 的文化在海外环境中演变出一种极具破坏性的“螃蟹桶效应” (Crab Bucket Phenomenon)：印度专业人士倾向于用比对待西方同事更严苛、更具批判性的态度来对待同为印度裔的同事 ²⁹。

在37中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案例：一位在欧洲工作的印度裔员工发现，他的印度裔上级对他的欧洲同事礼貌、乐于助人，但对作者本人却表现得“冷漠、轻蔑或不必要的挑剔”。这种行为逻辑是印度本土“零和游戏”和“内卷”(rat-race) ⁷ 心态的延续。在印度管理者的潜意识中，欧洲同事可能被视为“体系外”的客户或合作者，而另一位印度裔同事则被视为直接的、同生态位的竞争对手，必须在等级游戏中将其压制。这种根深蒂固的内部不信任感 ¹⁹，被许多人认为是阻碍印度群体形成健康职场生态的最大障碍。

2.4 质量、时间与“Jugaad” ( जुगाड़ ) 困境

在项目执行中，一个持续的紧张关系存在于“交付时效”和“工作质量”之间 ²³。西方团队普遍抱怨印度团队为了按时交付，会牺牲工作质量，但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后续无休止的修改，最终造成比最初更严重的延误 ²³。在34中，一个印度团队在面对一个有技术门槛的新系统时“彻底崩溃了”。

这种现象与印度著名的“Jugaad”文化（一种利用有限资源进行灵活、即兴、“凑合式”创新的问题解决方法）³⁰ 密切相关。

“Jugaad”是在印度资源匮乏、官僚主义盛行的环境中一种卓越的生存策略 ³¹。然而，这种即兴变通的思维模式，与西方（尤其是在工程、技术 ³² 和金融 ²⁷ 领域）所推崇的流程完整性、可扩展性、稳定性和“六西格玛”质量保证的理念，是根本上不相容的。

当印度团队采用“Jugaad”式的“捷径”或“变通”来解决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时，西方同事会认为这是“偷工减料”、“不专业”和“破坏流程” ²³。而印度文化中的“Chalta hai” (“会没事的”，暗示小问题无伤大雅) ²⁸ 这一口头禅，正是这种冲突哲学的生动体现。

第 III 部分：学术环境中的冲突与规范错位

本部分析印度裔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在海外学术环境中引发摩擦的行为，并追溯这些行为与印度教育体系结构性问题的关联。

3.1 学术诚信：系统性作弊的文化输出

在学术领域，最严重的问题集中在学术诚信上。大量报告指出，抄袭 (plagiarism) 和作弊 (cheating) 在印度的教育体系中是“流行病” (endemic) ³³。

• 系统性问题： 这个问题是结构性的。印度的教授有时会主动鼓励甚至威胁学生进行学术不端 ³⁴。印度缺乏一个国家级的、强有力的伦理机构来监督和惩罚学术不端行为 ³⁵。
• 伪造文件： 海外大学（特别是英美大学）报告称，在印度学生申请材料中发现了大量伪造文件，从雅思 (IELTS) 语言成绩单到大学官方成绩单 ³⁴。
• 行为输出： 这种在本土被容忍甚至鼓励的作弊文化，被学生带到了海外大学 ³³。其直接后果是，招生部门和教职员工开始对所有印度学生的背景持怀疑态度，这极大地伤害了那些真正“优秀的学生” ³⁴。

这种大规模学术不端行为的根源，与其说是个体学生的道德沦丧，不如说是印度教育体系的功利主义逻辑。

印度的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死记硬背” (rote learning) 的“淘汰赛” (rat-race) ⁷，而不是基于“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 的培养。在这种体系下，教育的首要目的不是获取知识或培养理解力，而是获得一个分数 ³⁶，这个分数是获得签证、工作或更高社会地位的唯一工具。当“分数”成为唯一目标时，抄袭和作弊就从一种“道德污点”转变为一种最高效、最务实的策略。学生们将这种“只要不被抓住就是可接受的”实用主义规范带到了西方，与西方学术界（理论上）视“原创性”和“知识产权”为核心价值的理念发生了剧烈冲突。

3.2 团队项目的崩溃：“搭便车” (Social Loafing) 危机

一个在学术环境中被频繁抱怨的行为是印度学生在“小组作业” (group projects) 中的表现。无论是在印度国内 ³⁶ 还是在海外大学 ³，抱怨的声音都高度一致：印度学生普遍不参与团队合作，导致团队中的其他人（通常是本地学生或其他国际学生）被迫承担所有工作 ³⁶。

这种在小组作业中的“搭便车”行为，是第二部分中分析的职场功能障碍的学术前兆。

44中描述的“我一个人干了所有的活，而其他人却获得了相同的分数”的挫败感，揭示了“零和游戏”式“淘汰赛” ⁷ 的本质。这种教育模式没有培养出协作共赢的文化；它只奖励个人成功，即使这种成功是以牺牲团队为代价的。这种在学术上根深蒂固的“信任缺失”和“个人主义竞争”模式，被无缝转移到了职场，完美地解释了21中提到的“同事间完全没有信任”以及29中团队无法协作的现象。

这进一步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集体主义悖论”。印度在宏观上常被描述为一个集体主义（重视家庭、社区）的国家。然而，在专业和学术领域，它的运作方式却更像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或严格的“小圈子主义”）。44中的冲突表明，印度的“集体主义”严格局限于血缘或紧密的内群体（如家庭、种姓或同乡），而不适用于由“陌生人”（如随机分配的同学或公司同事）组成的、基于任务的现代性组织。

3.3 校园公共行为与社会分层的输出

除了学术诚信问题，印度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在校园的日常行为也引发了摩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评通常来自印度裔的本科生，他们试图与研究生群体划清界限 ³⁷。

• 公共空间行为： 投诉包括在图书馆等公共空间表现“非常吵闹”，以及在招聘会或俱乐部活动中“蜂拥而至”，其唯一目的是为了“抢夺免费物品”（如糖果或T恤）³⁷。
• 服务态度： 在校园打工的研究生被指“粗鲁且通常没有帮助”，导致“TA是研究生意味着你得不到任何帮助”成为共识 ³⁷。
• 社会问题输出： 更严重的是，报告指控这些学生将印度的社会弊病带到了西方校园，包括对其他印度学生（尤其是本科生）实施“种姓主义” (casteist) 和“性别歧视” (sexist) ³⁷。

这些数据 ⁹ 揭示了一个解释当前摩擦激增的关键人口结构变化：即二十年前的“高技能移民”与当前大规模的“学生移民”之间的差异 ⁹。

10中的分析指出，早期的移民是“受过高等教育、有体面工作和薪水”的精英，他们居住在高档社区并倾向于融入。而近十年的新浪潮则包含了大量使用“假大学”录取通知书 ⁹ 作为移民途径、最终目的是从事低薪工作的“学生”。46中描述的“蜂拥争抢免费物品”的行为，反映的正是这种以经济利益而非学术追求为首要驱动力的移民动机。由于他们倾向于聚集在较贫困的地区，他们也更容易与当地具有相似社会经济地位的居民发生冲突，后者正是抱怨“移民抢走工作”的主要群体 ²。

最后，将“种姓主义”和“性别歧视” ³⁷ 带入西方校园的行为，是印度社会分层结构对外输出的有力证据。这不仅证实了47中提到的“思科（Cisco）种姓歧视诉讼案”所揭示的深层问题，而且对西方机构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因为它迫使这些（理论上）秉持平等主义的机构去处理一个它们完全排斥的、基于出身的等级制度。

第 IV 部分：反响的背景——对日益增长敌意的综合分析

本部分综合前述分析，旨在回答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对这些行为（如第 I 至第 III 部分所述）的反应会如此“极端”和“令人厌恶”？本报告认为，这些真实存在的文化摩擦点，正在被一种更深层次的、由经济焦虑和本土主义引发的怨恨所放大和利用。

4.1 “模范少数族裔”的悖论：当成功滋生怨恨

印度裔群体在西方社会取得了客观上惊人的成功。以美国为例，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印度裔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大约是美国家庭中位数的两倍，其受教育程度（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比例）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 ⁸。

然而，这种“模范少数族裔”的叙事正在“急剧恶化” ³⁸，其成功本身正使其成为“怨恨的目标” ⁸。在西方国家经济不平等加剧、社会焦虑普遍上升的背景下，一个少数族裔的“显眼成功”正在催生一种“黑暗的、更令人不安的反叙事” ³⁸。印度裔的才能和经济成就，正在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威胁” ³⁸。

这种怨恨已经转化为具体的、危险的行动：澳大利亚和爱尔兰爆发了大规模的（有时是暴力的）抗议活动，要求遏制来自印度的移民 ³⁸；在美国，H1-B签证计划已成为敌意的“避雷针”，印度专业人士被描绘为“窃取”美国人工作的“经济雇佣军” ³⁸。

一个极具洞察力但也令人不安的分析 ³⁸ 将印度裔当前的处境与历史上犹太人（Jewish people）的经历相提并论，认为印度裔正在变得“邻近犹太人” (Jew adjacent)。其逻辑链条是：印度裔群体被视为 (1) 极其成功；(2) 在关键经济领域（如科技行业 ³⁸）占据主导地位；(3) 被认为“排外”和“抱团” (insular and clannish) ³⁸。在民粹主义和经济焦虑盛行的气候下，这个既成功又在文化上截然不同的群体，就像历史上的犹太社区一样，成为了完美的替罪羊 ³⁸。

这就为本报告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最终的综合答案。用户所查询的“令人厌恶的行为”（第 I-III 部分）是真实存在的、源于深刻文化差异的摩擦点。然而，东道国社会对此的极端反应（即“厌恶”和“仇恨” ⁸）则是由经济怨恨（第 IV 部分）所驱动和放大的。

换言之，那些文化上的差异（如卫生习惯、噪音、沟通方式）为本土主义者提供了一个社会上可接受的借口，使他们能够公开表达对印度裔群体经济成功和地缘政治崛起 ³⁸ 的深层怨恨和种族主义情绪 ⁹。如果没有经济上的成功 ³⁸，这些文化差异 ⁶ 或许只会被视为“古怪的异域风情”；但当经济成功与文化差异叠加时，它们就被解读为“傲慢的”、“具有威胁性的”和“令人厌恶的”入侵。

4.2 内部断裂：“好移民”与“坏移民”的切割

最后，加剧这一困境的是印度裔群体内部的深刻分裂。社区内部存在着“老移民”（已建立地位的专业人士）和“新移民”（特别是学生）之间的明显断层 ⁹。

• 内部指责： Gevestigde Indiërs klagen dat de nieuwe generatie (vooral studenten) de reputatie die zij decennialang hebben opgebouwd "verkwanselt" ³⁹。
• 受害者归咎： 这导致了广泛的“受害者归咎” (victim-blaming) ⁵。当海外印度裔遭受种族主义攻击时，来自印度本土和海外的同胞的第一反应常常是要求他们“反思自己” ⁴⁰，而不是一致对外。
• 内部切割： 为了“赢得憎恨者的认可” ⁴⁰，许多印度裔试图通过指责特定的亚群体（如“都是旁遮普人（Punjabis）和哈里亚纳人（Haryanvis）的错”）⁵ 来将自己与负面刻板印象切割开来，即所谓的“体面政治” (respectability politics) ⁵。

这种群体凝聚力的彻底失败是印度裔社区独有的现象。与其他群体（如华人、爱尔兰人、穆斯林）在遭受攻击时倾向于团结起来捍卫自己 ⁴⁰ 不同，印度裔群体在压力下倾向于自我分裂 ⁵。

这是第二部分中分析的“螃蟹桶效应” ²⁹ 和“信任缺失” ¹⁹ 在宏观社会政治层面的体现。印度裔群体没有团结起来捍卫整个群体，而是试图通过攻击其他印度裔来个体性地摆脱污名。

这种内部的相互指责和分裂，最终强化了外部的负面刻板印象。在外部观察者看来，这是一个内部充满猜忌（¹⁹）、无法统一、甚至在校园内都存在种姓歧视 ³⁷ 的群体。这不仅证实了他们“抱团” (clannish) ³⁸ 但又“内部不可靠”的形象，也使得该群体在政治和社会层面极其脆弱，难以组织起有效的集体行动来对抗日益增长的、由经济怨恨驱动的敌意 ³⁸。

Reference